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必须

    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必须首先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首先必须明确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邱海平教授很有创意地进行了概念辨析，认为这个概念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理解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很显然，这两种理解差别巨大，这个“的”字放的地方不一样，这个概念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就成为修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词汇了，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如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词汇出现，强调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特殊的经济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律，其重心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一般，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特殊，就是对1956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揭示。邱海平教授是主张后者的，我赞同邱教授的意见。对于这样一种研究思路，恐怕有些经济学家是不同意的，因为很多人认为，经济学揭示的是普遍规律，经济理论只有一个；经济规律没有国度，不分国界。按照我们的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有了时空的规定性。

    在时间维度上，它所揭示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规律，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从1956年算起到2056年一百年时间，这个时间段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直到现在，党中央和历代领导人都认同的。虽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是在党的十三大上，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间段的划分，应该从毛泽东时期就开始了。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认为中国社会主义要建设得像个样子，也就是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一百年时间，后来邓小平也讲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一百年。现在我们提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一个是建党一百年，一个是建国一百年。前一个一百年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达到一个阶段性目标，后面一个一百年是实现现代化。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设想，是用一百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算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起点是1956年，但是把建国一百年作为一个时间段的标志很有象征意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百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其实，一百年并不是绝对的一百年这个数字，而是大体上的时间段的判断。最近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历史起点，把这个大体上的一百年时间，大致划分成三个三十年，当然每个三十年不是绝对的三十年整，而是三十年左右，我们就把它叫作三个三十年。1949—1978年近三十年算是第一个三十年， 1978—2012年党的十八大三十多年也算是三十年，这是第二个三十年，那么党的十八大之后就开始了第三个三十年。其实这是有道理的，我在《东岳论丛》2015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3万多字的文章，题目叫《平等、富裕、公平正义：中国共产党核心执政理念的时代转换》。在这篇文章中，我基本上表达了这种看法，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叫作毛泽东时代，把中间的三十年叫作邓小平时代，把党的十八大以后叫作新时代之开局，也就是习近平时代的开始。其实，三个时代的划分，在2015年以后有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视角表达了基本相同的看法。新加坡的郑永年先生、清华大学的孙立平先生也都谈过这个问题。最近北京大学的潘维先生讲了四个三十年，他是延伸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他把1949年以前分了第一个三十年，实际上1949年以后也是三个三十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体上是一百年时间，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就与我们上述的三个三十年密切相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起点就应该是1956年，它的历史发展就应该分三个阶段，大体上与三个三十年对应，只是在第一个三十年里有七年时间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就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史。

    在空间维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的经济学，它的空间范围是中国，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从这个角度讲，它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指发生在中国这个空间范围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制度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一定是对中国这个空间范围的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总结，而不是对其他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总结。当然，这绝对不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国际意义，也绝不否定这个理论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实践特征，这个实践本身就具有开放特征，反映这个实践的理论自然就会有开放的特征。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系统化的理论总结的学说。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借助于哲学思维。20世纪90年代，上海和南京的一些哲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奥秘时，曾经提出过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倡导建立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联盟，要通过这个联盟解决很多靠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南京市委党校的陆剑杰教授就是这个联盟的倡导者之一，他有几部对中国发展很有穿透力的著作，对我启发很大，我从中受益良多。这些著作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基本规律研究》《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新论》《广义经济结构论》。这些论著看起来是一些哲学著作，但主要研究的是中国经济问题。他们创立了一个新的学科——经济哲学。那个时候，我在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工作，对他们的研究非常感兴趣，所以密切关注他们的研究进展。经济哲学的研究以《资本论》为必读的经典。我过去对《资本论》的阅读也是从哲学的视角进行的。自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来，因为研究政治经济学，重读了《资本论》，这就需要阅读近些年来《资本论》的研究成果。我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哲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而经济学界除了一些《资本论》的教材性质的书以外，很少有有分量的成果出现。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虽然不是专门研究《资本论》的著作，但是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其对《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深刻见解；上海财经大学的鲁品越教授一直从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上研读《资本论》, 《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是其这方面的代表作。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陈学明先生评价说：“无论就理论价值而言，还是从现实意义来看，《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21世纪资本论》。”陈学明大胆预言：鲁品越教授的这一著作应能产生《21世纪资本论》那样的影响力。建议大家都读一读这些书，相信对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会有很大的帮助。经济哲学把“经济权力”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研究，我觉得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这个概念。如果研究这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经济哲学还研究经济规律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避不开这个关系。上面我说了，如果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定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那就是讲的中国的特殊性，但是中国的特殊规律里面又蕴含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律的一般性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说中国经济规律的特殊性时，并不等于这个特殊性里没有一般性的成分，因为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中所蕴含的经济规律的世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要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计划，并不是说我们要引领世界发展或者指导世界发展，而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做的事情本身就具有普遍性，对整个人类特别是对那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中国有些经济学家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讲话中提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目标颇有微词，认为怎么可能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呢？因为经济规律都是普遍的，没有什么你的经济学和我的经济学，没有什么哪个国家的经济学，全世界只有一个经济理论。他们还举例说，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王亚南就明确提出过“中国经济学”的概念，说王亚南后来放弃了“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就是因为他后来认识到没有中国经济学，经济学都是普遍性、世界性的。至于王亚南是不是放弃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为什么放弃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去研究考证。但是，我们可以断定说“认为经济理论只有一个的人”是真正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人。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讲的基础知识，一个国家与世界上国家整体的关系一定是特殊与普遍的关系。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特殊体现一般。我们的任务也有一个区分哪些是普遍哪些是特殊的问题，但是绝对不能用普遍替代特殊或者消灭特殊。中央民族大学的刘永佶教授一直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写出了很多这方面的著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他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会有很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