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王学泰

    大约在六十年前，读初中时我就记住了“蔡东藩”。那时正沉迷于武侠小说，为了了解武侠小说里大侠的生活背景，开始读历史演义小说。虽然蔡氏的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确实深了一些，但也能囫囵吞枣地读下来。蔡东藩恰恰又与我当时的班主任杨东藩先生同名，我才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后来，我到“北图”查了蔡东藩的经历，原来蔡先生是鲁迅的同乡，他们都是浙江绍兴府人。鲁迅是绍兴会稽，蔡是绍兴萧山（清代萧山属于绍兴府），两人的乳名也很相近，鲁迅叫樟寿，蔡东藩叫椿寿。绍兴文人多笔力雄健，鲁迅人所共知，蔡东藩的史笔也不逊色，创作高峰也很相近。鲁迅创作高峰是1927年到1936年这十年，而蔡东藩也是从1916年到1926年十年写作了11部历史通俗演义，从前汉（附秦朝）、后汉（附三国）到民国九年，时间跨度2166年，总共600余万字。

    讲了这么多鲁、蔡相同或相近之处，是不是说两者就是同一个营垒的写作者呢？当然不是。虽然蔡东藩只比鲁迅年长四岁，还比鲁迅晚去世九年，但二人却是两个时代的人。蔡是传统的文人，受的是旧式教育，读的书也是传统的“经、史、子、集”之类，在清朝还有过功名——秀才（14岁考中），还到北京参加过优贡考试（1905年废科举后对秀才安慰性的考试），并被分发为候补知县；而鲁迅一走出绍兴老家，进的就是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后来到日本留学，先学医，后在东京研究文艺，开始创作，是中国第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

    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事变（1900年），整个国家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此时无论是忧国忧民的传统文人，还是追求新的思想意识、正在经历着蜕变的知识人都在关注与思考如何挽救危亡与救国救民问题。蔡东藩正是一位传统的忧国忧民之士，他思考的结果是用历史启发民众。清代的龚自珍曾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二》）中国自古重视自己的历史，自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以来，史学越来越不被世俗重视。像《儒林外史》中所写的中了进士的范进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史学与科举考试、特别是仕途没多大关系。

    清廷自“废科举、兴学校”以来，新学独盛，史学更是雪上加霜。利用中国历代先贤救亡图存的事迹与精神，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从而拯救中华。这是一些传统文人的想法。著名谴责小说作家吴趼人曾“发大愿编写历史小说”，并撰写了《历史小说总序》和《两晋演义序》，用历史教育民众。可惜，时不我与，吴趼人不久因病去世，其计划自然便夭折了。他所遗留的“大愿”是与其思想意识接近的蔡东藩完成的。

    蔡的第一部“历朝通俗演义”是《清史演义》，当时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清史（《清史稿》印于1928年），这部书应该说是一部开创性的。写此书的直接动力，是他对清亡之后有些人仍然沉迷于帝制、甚至企图复辟帝制的不满，另外也有总结清王朝二百多年经验教训之意。

    蔡东藩的这套“历朝通俗演义”基本上是从后往前写的，他从清史写起，其后是：元史、明史、民国史、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两晋史、前汉史、后汉史，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时间是1916年7月到1926年9月。会文堂是用有光纸石印、线装，很廉价。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会文堂本还很多，充斥于旧书店、旧书摊。东藩之孙蔡福源用四五十个字概括了这套书的特色：“朝代多，人物众，篇幅长，跨度大，头绪繁，事情杂，史料实，详略当，连贯好，情意浓，趣味强，阅读易，引力足，印象深。”（《蔡东藩研究·我的祖父蔡东藩》）此书一出版，就风行全国，销售至“十万”。这在当时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印数。普通书籍，每版也就印个两三千册。

    蔡东藩这套书中所贯穿的思想主旨在传统文人群体中应该说是先进的。毛泽东曾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的精华”。精华之中最值得重视的应该是民本思想。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蔡东藩在“历朝通俗演义”中所竭力主张的正是孔孟所倡导的。他把儒家倡导的尧舜之治和仁政学说归纳为“开明专制”，他倡导“开明专制”摒弃“绝对专制”。

    尧置谏鼓，立谤木，舜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汤改过不咎，周有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的制度，简策流传，至今勿替。可见古时的圣帝明王，虽然尊为天子，管辖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才能长治久安，做一位升平主子，贻谋永远，传及子孙。看官听说！这便是开明专制，不是绝对专制哩。

    （《前汉演义》第一回）

    “开明”的核心就是“好民所好，恶民所恶”，为了保障实现这一点，关键是要建立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制度（“置谏鼓，立谤木”“询群臣、询群吏”等）。与此相对立的“绝对专制”是什么样子呢？

    自从嬴政得国，专务君权，待遇百姓，好似牛马犬豕一般，凡所有督责抑勒的命令，严酷残暴的刑罚，无一不作，无一不行，也以为生杀予夺，惟我所为，百姓自然帖伏，不敢再逞，从此皇帝的位置，牢固不破，好教那子子孙孙，千代万代的遗传下去。那知专欲难成，众怒难犯，本身幸得速死，不致陨首，才及一传，宫廷里面，就闹得一塌糊涂，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同上）

    绝对专制的特色是不把老百姓当人，“也以为生杀予夺，惟我所为，百姓自然帖伏，不敢再逞”。也就是说统治者可以任凭自己的意志去统治百姓，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认为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没想到“专欲难成，众怒难犯”，秦朝统一天下才十几年的工夫，就被推翻了。这就是绝对专制的后果，“秦制”就是绝对专制。

    对于继秦之后建立汉朝的刘邦，蔡东藩评价也不高，其原因就在于，他虽然取代了绝对专制的秦朝皇帝，但所执行的仍然是“秦制”：

    史官说他豁达大度，确非凡夫，而且入关约法，尽除苛禁，能得百姓欢心，所以扫秦灭项，五年大成。但小子追溯汉家事迹，多半沿袭秦制，并没有一番大改革的事业。萧何原是刀笔吏，叔孙通又是绵蕞生，绵蕞系表位标准，绵是置设绵索，蕞是植茅地上，为肄习典礼之处，使知尊卑次序。所见所闻，无非是前秦故事，晓得什么体国经野的宏规，因此佐汉立法，仍旧是换汤不换药的手段，厉行专制政体，尊君抑民。

    （同上）

    所谓“约法三章”是刘邦对关中百姓的许诺，《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汉元年（前206）十月，沛公（刘邦）兵遂先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阳……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这话说得多贴心！要把秦朝苛政只简化为三条：杀人偿命，伤人与偷盗按其行为给人造成的损失惩治。这三条简单，对于社会来说也是最基本的规范，“父老”们自然是竭诚拥护。其实这是个骗局，刘邦一进了秦宫殿，兴奋点都集中在做皇帝上，早把对老百姓的许诺抛到九霄云外，其所执行的仍是“尊君抑民”的“秦政”，“换汤不换药”。鲁迅也说过类似的意见。他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说：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除了《清史演义》《民国演义》综合各种野史稗官（包括清末民初的报刊）完成的以外，其他各朝史演义都是本着“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蔡东藩《唐史演义·自序》）。“正史”叙事多重复，与人物活动无关的文字太多，如何删繁就简、增加历史人物之间的互动以及有趣的故事，这是颇费裁量的。

    这套书虽名“演义”，但它还是与读者熟悉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西汉演义》等书不同。《三国演义》等作品更注重文学性，就文体来说，它们更接近“英雄传奇”；而蔡东藩的“演义”，虽然也有铺排、也有虚构，但其重点还在于叙述历史事实，它是历史读本。这一点自从它出版之后就被读者肯定了。当时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校长张海澄给会文堂新记书局写信说：“《历朝通俗演义》于中等学校学生文史知识，裨益匪浅。特采作课外补充读物。”

    毛泽东也很喜爱这套“演义”，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委托在敌后工作的李克农为他购买这套书。买来之后，他一直把这套书放在自己床头，作为常常翻阅的书籍。“文革”中出版业凋零，但还是出版了《民国通俗演义》（是否全套“历朝通俗演义”，因为我没看到，不能妄说。我只看到这一种，是大字本的，分订为八本。陈志根的《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版本源流述论》也没有提到蔡书的“文革”中印本）作为内部书，购买要凭一定级别的干部证件或介绍信。当时号召高级干部要“读点历史”，毛就向他们推荐蔡东藩的“演义”。

    严谨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关注历史知识的普及。20世纪30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学生撰写历史通俗读物（如陈稺常的《中国上古史演义》）。50年代出版历史通俗著作时，他推荐了“历朝通俗演义”，并为之作序：

    一般历史通俗演义，在过去也曾出版过不少，可是似乎还很少能和蔡东藩先生这一部相提并论的。蔡先生对史料的运用与取舍，采取了相当认真的态度。例如：他对正史中所引用的迷信部分，加以适当地批判，对于帝王自己为了要求在群众中建立威信而制造的神话，也都予以无情地讽刺。这证明了他作这部书并不想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我认为，这部书的重新出版，不但可以作为一般人的读物，并且也可以作为爱好历史的人们的参考。因为一部《二十四史》，分量太多，就是历史专家也不容易把它完全熟记，倒不如这部演义，随意翻览一下，说不定会有提纲挈领的功效。

    （顾颉刚《蔡东藩〈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增订）序言》）

    现在不是“熟记”不“熟记”，而是有多少有能力、有时间读“二十四史”了。因此，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就是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读物了。

    蔡东藩的书中，自己还常常加批注，或作一些小考证，每回之末或有总评，以帮助读者辨明真伪与正误。例如《前汉演义》第十一回之末云：

    本回叙刘季微贱时事，脱胎《高祖本纪》，旁采史汉各传，语语皆有来历，并非向壁虚造。惟史官语多忌讳，往往于刘季所为，舍瑕从善，经本回一一直叙，才得表明真相，不没本来。盖刘季本一酒色徒，其所由得成大业者，游荡之中，具有英雄气象，后来老成练达，知人善任，始能一举告成耳。若刘媪之感龙得孕，老妪之哭蛇被斩，不免为史家附会之词；然必谓竟无此事，亦不便下一断笔，有闻必录，抑亦述史者之应有事也。

    刘媪之感龙得孕，老妪之哭蛇被斩这是正史中有的，作者不能回避，但在总评中加一些批评文字，已表明自己的态度。

    蔡书自从问世后曾多次出版，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多家出版社重印，有人觉得印得太多了。记得四十年前曾与我的老师廖仲安先生讨论过什么书要多印的问题。他说，有的书就像大米白面，什么时候到粮店去买都要有，至于那些高级的粮食像西贡米、冰船面或北京人很少光顾的莜面、高粱面、小米面倒不一定时时要有（当时人们还在用粮票，对粮食的需求没有像现在这样多样化）。书籍也是这样。像“四书五经”《史记》《汉书》《三国志》《水浒传》《三国演义》“楚辞”“李白诗”“杜甫诗”“苏轼作品”《唐诗三百首》……这些就属于大米白面之类，什么时候去买都要有。从现在人们的精神需求来看蔡东藩的书，也将成为“大米白面”了，读者什么时候逛书店都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