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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戴帽子的人跌跌撞撞大力冲过身侧，恍惚间手底一轻，我立刻意识到不妙——织田作之助的遗稿！ “站住！有小偷！他偷了我朋友的遗物！” 我撒开腿就向前追——不仅仅是我的梦想，还有已故友人的梦想，都维系在那方小小的无纺布袋子里。 岂可修！哪怕你抢走钱包呢，别动我的稿子啊混蛋！ 果然是水逆尚未消退吗？ 我追在小偷身后穷追不舍，用尽吃奶的力气让自己不至于立刻被甩掉。好消息是这个小偷废柴程度与我几乎持平，坏消息是我只是个普普通通平平无奇的画家……大概和坂口先生加在一起蹭他的便利能有零点五鹅的战斗力。 我是说……坂口先生零点五，我是小数点后第二位那个零，能让他看上去不至于太过寒碜。 人逼急了什么都能做出来，除了数学。 比如现在，奔跑在大街上和躲闪不及的行人们随机发生小球碰撞的我发挥出百分之一千的洪荒之力终于打破人们对于阿宅的固有印象，没让小偷脱离视线范围。 然后……我亲眼见证了索尔维会议的崩溃。 同样和行人进行随机小球碰撞的小偷水逆犯得大概比我还严重。慌不择路中他撞到了个穿黑色长风衣戴墨镜的瘦削青年，进而冲对方破口大骂。 路走窄了啊，兄弟。你是第一天来横滨么？ 那人没被墨镜盖住的皮肤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惨白色，两鬓黑发末端逐渐侵染成一片雪白。他很有点“瘦长鬼影”的感觉，被人撞击瞬间身后突然生出八只黑爪子现场演示了一番德拉库拉伯爵究竟怎样名垂野史…… 我看到血溢出来，染在盛装友人遗作的无纺布小口袋上。小偷倒地不起，肢体残存的神经反应使肌肉微微抽搐。 死亡带来恐惧，恐惧使人愚蠢。或许我总是愚蠢，但并不恐惧，更不想死。 “哪怕您想打死我也请稍等几天，麻烦等我完成与早逝友人的约定！拜托了！”黑色利刺在眼前停下，青年抬起手非常文雅的捂嘴咳嗽：“咳咳咳咳咳咳，哼！” 然后转身默默走掉。 姑且不讨论那个“哼”究竟都有些什么含义，他放过了我这只菜鸡的小命。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坐上警车前我给出版社打了个电话推迟会面，对方表示非常理解。 毕竟这里是横滨嘛，一个约好的人突然失约或者失联很大概率只有一种可能——卷入街头争斗不幸丧命。 还能接到电话证明足够幸运，和幸运儿做生意一定不会赔本。 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眼看那倒霉小偷被抬上救护车，我把遗稿取出来抱紧，至于染血的无纺布袋子则交给警官们作为物证带走。 既是受害者又是幸存者，当然跑不了被盘问。然而不管被问到什么我都只有一种回答——“我不认识那个人”、“他戴了墨镜看不见脸”、“没有发生交谈”、“太害怕了不记得”。 就算那位暗黑系好心路人捂得跟绝症病人似的，警察先生们还是锁定了他的身份：盘踞在港口的黑手党成员。早已猜到答案，我从头到尾闭紧嘴巴很是惜命。不管怎么说那黑衣青年好歹饶过我，鉴于本地武装社团的凶残程度，我一点也不想给自己添麻烦把他或是他的同事再次召唤出来。 由于附近监控也没能拍到详细画面，作为食物链底端草食动物的我在三个小时后被警官顺手送到出版社门口。 人在横滨飘嘛，这次没死说不定下次就死了，既然还有机会就得尽快把约定好的事情先办完。 接待我的是位个子矮小头顶颇为荒漠化的中年男士，容我偷懒就喊他撒哈拉吧，贴合人物形象的名称便于记忆。临时工奉上白开水后撒哈拉问了几个简单问题，无非“稿子从哪里来？”“写稿子的人呢？”“多少字数，印多少本，需不需要雇佣工人校对？”以及“选择哪种类型的装帧。” 后面那些内容无一例外都牵涉到结算金额，事关钱的问题，撒哈拉显得非常计较。他对于输入法不把标点符号算作一个字的做法大为不满，就好像我占了多少便宜似的。 “我已经亲自校对过了，也自行准备好电子档，只需简单调整排版布局。包括插画也是我画的，作者很年轻，已经去世了，是我的友人。”我垂下眼睛，怕被对面过于强大的圣光闪花。 撒哈拉端水的手顿住，非常符合世俗风情的神来一笔：“恕我冒昧，究竟是您先生的遗稿还是您友人的遗稿？我似乎听到了指代男性的代词？” “是友人不是先生。”我很有耐心的回答他：“我曾经得过他的帮助，可惜其人英年早逝，唯余手稿数卷。想来如今除了我，大概也不会有太多人记得。” 世俗观念中只有关系极其亲密之人才能放心托付遗志，然我却是真的冤枉——这世界上不会再有比织田作之助更正直的人了，我深刻怀疑他连吐槽朋友的俏皮话都不会说，更别提与有夫之妇发展出什么不合时宜的关系。 我们只是救援者和被救者偶然成为朋友的情形。至于他为什么会把遗稿送到我这里，大概是其他友人不方便，或者因为只有我还留在近似的出版行当里挣扎混饭…… 撒哈拉用一种非常油滑且难以形容的表情重新上下打量了我一遍：“好吧，那也没关系，反正是已经去世的人。您打算印多少？”